“言”与“象”的关系问题无法回避。作为这一新思潮联盟的重要人物之一，法国学者福柯一直关注“非言谈”和“言谈以外”的事物。1977年7月，一位心理学者访问他的时候，他作了简明的解释：“概括地说，所有非言谈的社会领域，都是一种制度。（见《游戏的赌注》）”接下来，他用军事学校和一般学校那里建筑的监禁功能，证明这种无言制度的存在，即隐形权力的存在。在这里，福柯身上有他老师阿尔都塞的影子，后者曾大力主张读出所有文字空白中的言外之义，带头破译马克思《资本论》中种种“沉默的论述”及其社会意识形态隐因。福柯身上也有拉康的余韵，后者试图将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，将许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，看作是“超我”压抑之下悄悄沉淀的潜意识——这是袭用一个弗洛伊德的概念。很自然，福柯在写作时最喜欢说到的圆形监狱及其塔楼上的监视器，总是被后来很多人看作“超我”的隐喻：这个深入人们内心而且至高无上的监视器，在世界这个无形的大监狱里，使权力对人类的文化监控内在化了，非语言化了。
不难看出，福柯在这里把言外之物视为“制度”与“权力”的禁言之物，是人为压抑和人为遮蔽的意识盲区，由此而来的推论当然是：一旦这种压抑和遮蔽解除——福柯与他的同盟者们就是在做这种政治斗争——这些盲区可以被照亮，也就是可以进入言说。这当然隐含着一种较为乐观的语言态度。人们甚至可以说，福柯虽然发动了一场对逻各斯的猛烈造反，依然对语言保持了基本的信任和期待，最终攻击点是“制度”与“权力”，而不是语言自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