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大祸已临头，萁豆忍相煎。摩登万言书，我名最先签”[15]。
同年9 月18 日，毛泽东发表《 致章乃器、陶行知、沈钧儒、邹韬奋》，“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，已经引起了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，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！”[16]陶行知对蒋介石同室操戈早已深恶痛绝，“九一八”以后，他以“不除庭草斋夫”的笔名，在《申报》 上连续发表一百多篇政论杂文，尖锐抨击蒋介石“攘外须先安内”的对日不抵抗政策。说起这个笔名，含义深着哩，曾国藩有一副对联，“不除庭草留生意，爱养盆鱼识化机”。陶行知对其下联不以为然，认为“何必要把活泼泼的鱼捉到盆里来呢？”“盆是鱼的监牢，盆鱼是上了枷锁的囚犯”，而对上联“不除庭草留生意”不禁连声叫好，就以“不除庭草斋夫”自命的，因当时正是反动派大搞白色恐怖，草菅人命，杀人如麻，而陶行知却要“不除庭草”，这难道不是要为民族留生机的有力表白？
（三）与共产党人患难与共，风雨同舟
三十年代的上海，是反动派加紧文化围剿，对共产党人及革命青年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放过一个的严重时刻，陶行知不顾个人安危，营救与保护共产党人。刘季平、徐明清等许多同志都是陶先生设法营救出狱的。对张劲夫等进步青年秘密加入共产党，陶先生不仅不加阻挡而且予以鼓励。他创办的工学团、生活教育杂志社、国难教育社等许多团体，实际上是地下党活动的据点，隐蔽了一批共产党人，掩护了“教联”（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），中青（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）等地下党组织在白区的革命活动。王洞若、戴伯韬、马侣贤、严竟成、朱泽甫、张健、张杰、俞文华、沈增善、张敬仁、王东放、张家域、方明、毛远耀、林一心、宋任远、钟民、戴季康、陈企霞、杨应彬、侣朋、周瑞锦、吴立基、吴锦璋、徐祥先、徐乾、吴新稼等大批青年志士，在这些团体中秘密从事革命工作。又如名闻中外的青少年抗日文化宣传队“新安旅行团”、“孩子剧团”等都是在陶先生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下创立与发展的。后来，陶行知在武汉、桂林、重庆等地，随着抗战形势的起伏，国共两党关系的紧张，在他领导的生活教育社、育才学校、社会大学中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，也掩护了许多共产党人，同舟共济，度过了黑夜，迎接着祖国解放的黎明。